1945年9月16日上午10时，广州中山纪念堂见证了历史性的一刻——广东地区日军在这里签署投降书，中华民族的抗战征程迎来荣光终点。时光荏苒，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2025年9月2日，一台名为“难忘的岁月”的粤剧晚会将在这座承载着厚重记忆的建筑里拉开帷幕。这是继胜利50、60、70周年后，广东粤剧界又一次以匠心独具的粤剧艺术泰兴隆配资，回望烽火岁月、缅怀革命英烈、传承民族精神。
“伶人也知亡国恨，宁死不唱媚敌歌”
“‘难忘的岁月’晚会不只是一场舞台艺术的展演，更是粤剧人对历史的深刻铭记，对爱国精神的薪火传递。”广东粤剧促进会会长倪惠英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动情说道，“我们希望以粤剧人特有的方式，带观众重回那段浴血奋战的时光，感受中华儿女在危难面前的不屈脊梁与坚定信念。”
翻查四次纪念晚会的节目单时，不难发现，晚会每一次都会精心设置多个展现粤剧人“文化抗战”故事的特色节目。如粤曲《红伶劫》聚焦早年粤剧四大名旦之一的嫦娥英，演绎她拒绝返回沦陷区演戏、以生命对抗日寇迫害的气节；粤曲说唱《志士挽弓走天涯》讲述“粤剧救亡义演第一人”关德兴，在海外凭借超凡武功表演募集抗战资金的热血壮举。粤剧折子戏《罢演》中的“小武王”蔡醒汉，更是抗战时期爱国艺人的生动写照。为了坚决不给日寇汉奸登台献艺，他不惜让妻子打断自己的腿，用身体的伤痛坚守“爱国艺人骨头硬”的誓言。而粤剧《梦·红船》（选段）则将镜头对准粤剧艺人邝三华、梅卿、超剑郎等红船子弟，他们无惧日寇的刀枪威胁，借上演《火烧黄天荡》之机，手持火把以南派武功绝技“高台照镜”攀上船顶，毅然引爆红船与日寇同归于尽，用血性谱写了一曲精忠报国的英雄赞歌。
南都记者在探寻粤剧界“文化抗战”历史的过程中发现，这些舞台作品或多或少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影子。抗战时期，粤剧人不仅冒着生命危险拒绝为日寇汉奸演戏，更主动编演新剧宣传抗日救国理念，积极开展募捐义演。正如专为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创作的粤曲《红伶劫》中所唱：“伶人也知亡国恨，宁死不唱媚敌歌。”这一句唱词，道尽了粤剧人的民族气节。
全球义演振奋人心，聚沙成塔支援前线
岭南文史研究者欧安年在《粤剧界抗战救亡活动旧闻录》中记载，早在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后，有“粤剧伶王”之称的薛觉先便率先行动，用白布书写“当娱乐中勿忘沈（阳）案耻辱”的字样悬挂在舞台之上，时刻提醒观众铭记国耻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专门编排新剧《马将军》，并发动观众捐款，全力支持在东北前线抗日的马占山将军。
“欲国不亡，先振人心，戏剧更负社会教育之重责。”1937年7月25日，薛觉先剧团在广州海珠戏院演出《貂蝉》时，在戏桥上写下的这句话，成为粤剧人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响亮宣言。彼时，“七七事变”刚过去半个月，日军铁蹄正步步逼近南中国，正在香港拍摄电影的薛觉先与妻子唐雪卿，毅然放下手头工作，带领白驹荣、曾三多等剧团成员火速赶回广州，加入广东八和戏剧工会组织的筹款义演。锣鼓声起，粤剧艺人们以精湛的表演点燃了现场民众的爱国热情，筹得的款项一笔笔、源源不断地送往抗日前线。
这样的义演，在整个抗战岁月里从未中断。1938年6月，粤剧名家马师曾在香港参与“华南电影界游艺筹赈会”，连续三天的演出场场座无虚席。他与谭兰卿合作演绎《最后的胜利》《三娘教子》，用剧情传递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；与薛觉先联袂出演《戏凤》，精彩的表演引发观众阵阵掌声与欢呼，最终筹得的善款全部支援前线。同年，马师曾还在太平剧院推出新编剧目《情网杀人精》，演出期间全体艺员分文不取泰兴隆配资，所有收入均用于购买广东国防公债。
而关德兴的义演之路，更是跨越山海、遍布海内外。1937年，海外侨胞发起“献机运动”，关德兴率先捐出自己的美国名牌“士刁必架”小轿车，在车身上悬挂“新靓就捐出此车，响应献机运动”的布条，驾车沿港九街头游行宣传。在他的带动下，香港同胞积极响应，最终捐出7架战机支援抗战。随后，他又在普庆戏院义演《摩登霸王儿》，筹得2万港元，全数捐献用于抗战。
1938年底，关德兴远赴美国，以“神鞭灭烛火”“飞刀绝技”等精彩的武功表演开展巡回募捐。在美国期间，他不仅在旧金山组建了“联合救国总会”，还成功募得5000美元，用这笔钱购置了7辆救伤车和32箱寒衣，通过轮船义载运回国内。当时有人提议从捐款中提取部分作为他的回国旅费，却被关德兴坚定拒绝：“这笔钱一分一毫都必须汇回祖国，用来购买飞机大炮！”
积极编演“救亡粤剧”，以文化唤醒民族斗志
粤剧人的抗战，不仅在戏台上筹集物资，更在唱本中埋下反抗的火种，以文化为武器唤醒民众的民族斗志。正在广东粤剧院展出的《愿得此身长报国——马师曾、红线女赤子丹心爱国情》褒扬了马师曾率领的太平剧团编演“救亡粤剧”的义举。他将炽热的爱国思想融入每一段剧情：《卫国弃家仇》歌颂了舍小家为国家的崇高情怀；《救国怜香两情深》巧妙展现了家国大义与个人情感的交融，让观众在共情中坚定抗日信念；《秦桧游地狱》《洪承畴千古恨》则以辛辣的笔触痛斥汉奸卖国求荣的卑劣行径，尤其是后者，每演到“衰汉奸，病汉奸，千刀千刀理该斩……”，观众群情激奋全场合唱。
著名粤剧导演梁松峰是太平剧团正印武生梁冠南之子，同时也是马师曾的入室弟子，他跟随父辈逃难时虽然年纪尚小，但依然记得当年观看《洪承畴千古恨》的情形。1995年，为了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，红线女提议重排折子戏《洪承畴》，便指定梁松峰任导演，此乃后话。
1942年，马师曾又在广西组建抗战剧团（1943年更名为胜利剧团），红线女作为剧团核心演员，与他携手演绎了众多经典抗日剧目。在“保卫大桂林”运动期间，剧团紧急编排《张巡杀妾飨三军》，以历史人物张巡坚守孤城、忠义报国的事迹，鼓舞桂林军民的抗战士气；即便后来桂林沦陷，剧团的戏箱损失过半，他们退至贺县矿区后，仍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演出。据红线女的儿子、著名军事评论家马鼎盛回忆，因矿区环境恶劣，红线女不幸患上了癔症，马师曾日日在床边给她哼唱《穆桂英下山》的穆瓜腔，唤醒了红线女。
南都记者在查阅《粤剧大辞典》时还了解到，即便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，薛觉先也始终坚守“以戏育人”的初心。1942年，他冒着生命危险从被日军占领的香港逃出，辗转抵达湛江、广西、云南等地后，来不及休整便立即率领剧团编演《西施》《王昭君》《战地莺花》等剧目，奔波于各地戏台，为抗日救亡图存大声鼓呼。
关德兴则创新采用“旧瓶装新酒”的方式，让传统剧目在抗战时期焕发出新的活力。他组建的粤剧救亡服务团，将《岳飞》《戚继光》等经典剧目中的民族英雄形象，与抗日救国的时代主题紧密结合，剧中“精忠报国”“抵御外侮”的唱词，犹如唤醒民众斗志的号角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根据抗战现实编写了《新骂曹》《两个饿兵》等新戏，并在欧阳予倩、田汉、夏衍等著名戏剧家的指导下，让剧目情节紧扣时局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更易引发普通民众的情感共鸣。
抗战岁月的艰难与危险，如同一场严峻的考验，淬炼着每一位粤剧人的风骨。1941年香港沦陷后，马师曾成为日军重点“拉拢”的对象——侵略者多次上门邀请他登台演出，企图借他的声望美化侵略行径，却每次都被马师曾严词拒绝。为躲避日军的迫害，马师曾偷偷带领全家从澳门迂回至湛江，未曾想日军特务竟一路追踪而至，威逼他返回香港为日军表演。面对敌人的威胁，马师曾毫不畏惧，毅然带领100多名剧团成员及眷属转移至广西，在艰苦的环境中重新组建剧团，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。
薛觉先的逃亡经历，同样充满惊心动魄。1942年，他在湛江登报发表声明，明确表示“脱离虎口，全力为国服务”，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日寇。日军随即指派宪兵小队长和久田率领16名便衣枪手，潜伏在赤坎酒店伺机对他实施绑架。幸运的是，当地爱国人士及时通风报信，薛觉先紧急将剧团事务托付给吕玉郎，与妻子唐雪卿从百乐戏院后门乘车撤离，在日军的追击下惊险进入华界。之后，他在简陋的草棚中蛰伏多日，待风声稍缓便立刻联络分散的剧团成员，步行穿越广西、云南山区前往大后方。途中，他们多次遭遇日军轰炸，却始终没有放弃演出抗日剧目的决心。
关德兴则因积极高调的抗日行动，被日军悬赏4万元军票通缉。1941年底香港沦陷后，他化装成“乡下佬”，在日军严密的搜查中惊险逃脱，辗转回到广东曲江。抵达曲江后，他即刻投入当地教养院的工作，教导2万名难童学习粤剧，通过文艺表演为孩子们传递希望与力量。后来，国民党授予他“少将参议”的头衔，他却坚持“受职不受薪”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粤剧救亡服务团的工作中——白天，他组织团员开展军事操练、劝说民众捐献物资；晚上，他熬夜编排新戏、登台演出。在广东、广西大后方的3个月里，他带领剧团累计演出93场，用实际行动践行了“粤剧应该上火线”的誓言。
在抗日的烽火中，众多粤剧人以粤韵为枪炮、以戏台为阵地，成为特殊的“战士”；还有一些粤剧人则穿上军装，奔赴真正的战场。据《粤剧界抗战救亡活动旧闻录》披露，著名编剧家南海十三郎曾远赴粤北投笔从军，积极参与抗战文艺宣传活动；花旦瑶仙女更是毅然离开剧团，加入素有“铁军”之称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，在“一·二八”淞沪抗战中英勇牺牲，将生命永远定格在抗日前线。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来，澳门粤剧界迅速行动，在8月下旬推出“庆祝和平祖国胜利”的“非凡喜剧”《天下狂欢》。据程美宝在《消逝的声音：省港澳沪的过去式》一书中援引当时澳门《华侨报》的数则广告记载，为了吸引观众，报纸上一连数日对《天下狂欢》进行“剧透”：先是宣传“仿封相排场，演大场面，各大佬倌发放狂欢笑料”，随后更夸张地写道“忍笑不住者，敬请回避”。从这些生动的描述中，不难看出粤剧人庆祝抗战胜利时的喜悦与热情——他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，为这段难忘的岁月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
采写：南都记者 周佩文 实习生 罗彦清
图片除署名外由广东粤剧院提供泰兴隆配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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